年羹尧的覆亡与其个人心态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他因军事才能突出,被雍正(原文称“印针”)委以陕甘总督重任,成为巩固西北门户、制衡十四阿哥的关键人物。这一职位作用不仅体现雍正对其能力的认可,更是印针夺嫡策略关联下的政治布局,确保皇权稳固。
然而,年羹尧对自身角色认知存在严重偏差。他将晋升视为对早年效忠的补偿,而非为国尽忠的职责。在西北统兵期间,他利用职权贪墨钱财,骄奢淫逸,甚至被削职后仍维持奢靡生活,将功绩助长私欲的行为合理化,认为功高理应享特权。
对比田文静新政中以民为本的务实态度,年羹尧缺乏家国情怀,始终追求利益最大化。其补偿心态和君臣角色认知偏差,导致他与雍正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功绩与欲望失衡、政治价值丧失,共同促成其悲剧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