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之后是“国体性”

文章通过近期“老人摔倒无人扶”等社会现象，探讨道德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者指出，此类事件常被归咎于“国民性道德批判”，如鲁迅提出的卑怯、说谎等国民性弱点，但这种批判忽略了“国体性制度症结”。制度环境对人性的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若制度设计逆向引导，民众将因趋利避害理性选择而抑制善行。
以南京徐老太案和上海钓鱼执法为例，文章揭示制度环境如何导致社会生态德性缺失。执法人员通过钓鱼执法诱民入罪，甚至将善意援助异化为权力敛财工具。此类制度执行不仅破坏人际信任，更迫使民众因恐惧后果而冷漠旁观，道德缺陷普遍化实为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
文章强调，国民性问题需溯源至国体性根源。专制制度下的瞒骗传统迫使民众适应谎言环境，而正向制度设计应保障说真话的自由。当制度环境影响人性时，单纯道德谴责无法解决问题，必须从执法规范、出租车行业改革等制度层面入手，消除逆向引导，重建社会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