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金融化结构调整基于理论、现实与历史三重逻辑。理论逻辑指出,金融资本过剩问题会引发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经济空心化与社会贫富分化。现实逻辑揭示,金融控股集团垄断及企业过度金融化加剧经济泡沫化风险,需收敛金融边界。历史逻辑通过800年金融危机史印证,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与过度投机是市场崩溃的根源,如次贷危机改写美国国运。
美国金融自由化恶果体现为监管模式失灵。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银行混业经营与量化宽松政策风险累积,催生系统性金融过剩风险。尽管短期修补如《沃克尔规则》限制自营交易,但政策反复与美元霸权滥用导致通胀高企,叠加去美元化浪潮,暴露自由资本监管的时代性错位。
中国通过分业监管体系演变与穿透性监管原则,构建集中化监管框架。从改革开放初期统一银行体系,到分业监管成型(银保监会设立),再到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逐步强化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原则。2023年改革后形成“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架构,统筹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风险防控,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导向。
监管模式制度差异决定中美去金融化路径分野。美国依赖市场化调节,但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与政策过度宽松加剧体系脆弱性;中国通过分业经营限制与穿透性监管原则,抑制金融资本过剩问题。双方在业务模式(如加密货币监管)、政策周期(加息与降息)及危机应对(量化宽松与4万亿救市)的分歧,折射监管模式制度差异对金融体系长期演变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