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感染者收容行动组成员前往邓宝玲家中执行任务。通过感染者体征探测器的检测确认其家中无其他感染者后,邓宝玲在儿子激烈反抗与丈夫隐忍的悲痛中,选择自愿服用氰化物自杀胶囊结束生命。行动组遵循感染者处理流程,将尸体运送至感染者焚烧处理厂执行焚烧程序。
在焚烧过程中,邓宝玲的遗体因体内残留的食尸鬼基因出现异常扭动,行动组成员使用助燃剂和火焰喷射器彻底销毁尸体。行动组成员小纪因情感波动回避焚烧场景,另一成员则冷静执行任务,并反思感染者处理工作的徒劳感与程序化。
任务结束后,邓宝玲的丈夫与儿子成为潜在感染者监测对象。街道居民通过窗户麻木观望,暗示社会对感染者处理流程的普遍恐惧与疏离。文中通过家庭冲突与程序化焚烧场景,呈现感染者收容行动组的职责困境与伦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