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俗儒雅儒大儒之辨》中提出三类儒者的区别。俗儒的特征与行为表现在于表面效仿先王,实则追逐世俗利益,衣冠举止与常人无异,缺乏对礼义的尊崇,仅以诗书为工具谋生,言行混杂谬误,无法真正传承儒家道统。
雅儒的礼义推崇与实践则体现在效法后王制度,以礼义为最高准则,言行遵循法度,诚实谦逊,不妄言未知之事。虽缺乏举一反三的应变能力,但其对礼义制度的坚守使其成为稳定国家的可用之才。
大儒的应变与治国能力最为卓越,他们深谙法先王的仁义道德体系,能以古持今,通过礼义之道应对未知事件,甚至处理突发变故如自然灾害或社会危机。其能力源于对礼义本质的掌握,可“以浅持博”,将仁义之道推及万事万物,最终实现“天下为一”的治国理想。
在治国之道中,荀子强调用人选择的重要性:用俗儒仅能维持现状,用雅儒可安千乘之国,而大儒则能以百里之地为根基,逐步统一天下。这种层次差异体现了儒学实践中对礼义认知深度与践行能力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