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大晚报》报道了中国书画名家刘海粟、徐悲鸿在莫斯科举办展览,作品因契合苏联盛行的象征主义风格而受赞誉。苏俄艺术界当时正经历流派更迭,写实主义逐渐衰落,象征主义受官方推崇,形成鲜明对比。展览后,苏俄计划邀请梅兰芳等戏曲名家演出,进一步推动象征主义与东方艺术的融合。
作者质疑中国书画与象征主义的关联性,认为将紫藤、松树等传统意象解读为象征主义实属牵强。同时指出苏联艺术史中象征主义早在十月革命后便由构成主义取代,随后写实主义复兴,当前所谓“象征主义兴盛”可能为误传,反显其艺术发展矛盾。
文中进一步探讨戏曲符号的象征意义,如脸谱、手势等仅代表具体角色或动作(如白鼻梁表丑角),并无更深层隐喻。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被归结为地域隔阂,而新闻本身则被讽刺为“象征主义消亡”的印证,暗指苏俄艺术趋势的混乱与失真。